气候危机下的国家安全警示录——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共同体》

作者：刘长松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年：2021年11月

联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强调人类活动与气候危机之间存在“毫无疑问”的联系。一些“史无前例”的极端事件也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包括极端温度、强降水、干旱、热带气旋、复合事件等。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着广泛而快速的变化，包括北极海冰减少、大规模珊瑚礁死亡、永久冻土融化在内的敏感区域已经逼近不可逆临界点。2021年底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释放出来的最重要信号是，目前全球碳排放导致全球温升不断加速，累积全球温升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近1.2℃，到2030年将超过1.5℃阀值，应对气候危机的“窗口期”变得日益短暂。

仅2022年初以来，大规模气候灾害席卷全球，破纪录的高温、干旱和野火袭击了北美、欧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暴雨和洪水席卷了韩国首尔、澳大利亚悉尼、孟加拉国、南非和巴西。气候变化被视为“威胁乘数”，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系统性影响，引发粮食危机、水资源匮乏、生态迁徙、基础设施建设受损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如目前的极端高温天气对能源运输线路、水能和核能发电状况等均造成恶劣影响，加剧了各地的能源危机。在全球气候危机面前，气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成为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前沿性议题。

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刘长松博士撰写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共同体》，全面而深入地探析了全球气候危机下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从国际机制、安全治理、风险评估、国别比较、应对方略等维度系统论述了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以及国家气候安全战略选择，带给我们诸多重要警示与启发：

首先，联合国安理会日益成为气候安全议题的主要推动平台，也成为大国围绕气候安全议题进行战略博弈的场所。英国是首个将气候安全议题引入安理会的国家。德国为寻求气候安全化话语主导权，通过话语平台、话语同盟、专家网络、权威报告等形式推动气候议题进入全球安全议程，最终于2018年在联合国成立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美国注重推进“政府间气候安全协调机制”的建构来主导气候安全治理议程，其气候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政治化与军事化转向，已成为美国维护霸权新的途径。

第二，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风险可以归纳为十种类型: 水安全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健康安全风险、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风险、军事安全风险、国际安全风险、新型安全风险。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同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前五种风险，而主要发达国家更关注气候危机对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国际安全局势以及军事行动力造成的战略性影响。尽管相比于发达国家，低纬度发展中国家在极端天气事件中的受破坏程度更高，其气候适应和灾害应对能力更有限，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

第三，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辩论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安理会参与气候议题会使发展问题被强制诠释为安全问题的担忧，认为这可能使其自然资源主权和发展权面临被西方发达国家侵犯的风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强调需要在一种“发展-安全”的框架下来应对气候问题，可持续发展是气候安全实现的保障，安全与发展必须相辅相成。由于气候安全同能源供给、消费方式、能源传输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格局、社会稳定以及体系公平等诸多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从“疏导和解性”安全理念全面而系统地考虑气候变化、安全、发展和体系公平等相关问题。

最后，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气候风险与资源冲突。提升脆弱国家的气候风险应对能力，不仅要增强适应性和恢复力，还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备灾救灾和恢复重建等全过程风险管理，推动建立高效整合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协同，国际机制与国内政策的协同。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这意味着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因地制宜地提升沿线国家气候风险适应能力。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李昕蕾

编辑：潘圆圆 签发审核：杨凡